（续昨）
终于听到两声枪响。后来了解到，同普京一起开枪的还有我的副官库兹涅佐夫。但是最后检查的结果表明，正是那个“总是迟到的普京”击中了野猪的心脏。
野猪的出现是由于猎场人员的疏忽，他们赶野猪时搞错了方向。
坦率地说，那天我们为普京喝了很多杯。我的第一印象很准确：这是一个强硬、不妥协和思维敏捷的人。我们非常友好地分手了。后来我多次回忆起那个秋天，回忆起那霉湿的落叶的味道，回忆起那惊险的瞬间和获救的场面。每每想到普京，我就想：“莫斯科需要这样的人。”一切就像预料的那样，命运终于使普京来到了首都。
我经过长期的、甚至于痛苦的深思熟虑之后，在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最后一天，宣布了自己的辞职决定。
多年来，我明白我一生所做的事业已经完成。俄罗斯今后将继续前进，而我不应该妨碍这一历史的自然进程。当国家已经有了能够当总统的强有力的人，几乎每个俄罗斯人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时，我为什么还要执政半年呢？
这些想法早就成熟了，而国家杜马选举成为催化剂。当我看到选民是这样友好地支持“团结”集团，我明白了：人民对新的领导人，即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信任度很高。
12月22日，我把普京叫到我的办公室：“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你还记得吗，我任命你为政府代总理时说过，你是一个前程远大的总理。现在我认为让你接班的时机已经来临。”普京嘴角微微带笑，他在激动时往往这样。沉默了一会儿，普京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不完全明白您的意思。”
我说：“我想辞职。”
在平常比较严肃的普京脸上顿时出现了各种复杂的表情。显然，他怀疑我是否在考验他：“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已经决定了？”
我说：“我想和你一起作出这一决定。”他说：“我认为您的辞职对国家来说将是一个巨大损失，如果总统选举提前举行，我还没有做好承担这么大责任的准备。”老实说，我很恼火，因为我期待的是另外一种回答——更积极更诚实的回答。“好吧，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你走吧。”我挥了挥手。
此后几天我总是在想：我要辞职的决定是否正确？是否应该让普京再当几个月总理？
12月27日，我录制了电视新年讲话。沃洛申（总统办公厅主任——编者注）几次想与我谈普京和以前讨论过的关于我辞职的问题，都被我打断了话题，因为我决定暂缓辞职。克里姆林宫内出现一片令人不安的停顿。
失眠折磨着我。夜间塔季扬娜（叶利钦的小女儿——编者注）来到我这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面色苍白，心情紧张。我们谈了一个通宵。我恍然大悟。塔季扬娜什么也没有隐瞒。我不知道将来我是否会说出这次谈话的内容。我明白了，别无选择。
早晨我又把普京叫来，他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上次我做得不对，实际上我能够接班，也想接班……”
“那就好了。”我说。
12月29日晚上，沃洛申和尤马舍夫来到“高尔克”，我们坐下，开始重新写新年电视讲话。
在新年前必须严守秘密，我甚至对家人都没有透露。后来外孙鲍里卡觉得受了委屈，给我打电话抱怨：“为什么这一切我都是听广播才知道？！”奈娜·约瑟福夫娜（叶利钦的夫人——编者注）因为这意外的消息把馅饼都烤糊了。
12月31日在克里姆林宫发生的事情你们从电视上都看到了。新闻界特别详细地描写了我用手绢擦眼睛的情景。实际上是我的眼睛被拍电视的强烈灯光所刺激。相反，我的情绪昂扬，因为我觉得自己非常轻松和自由。因为高兴，我一开始就情不自禁地把从不离身的东西——心爱的刻有几条龙的钢笔送给了普京，为此我现在还常常后悔。
然后，我和强力部门的领导人以及普京一起进餐。我很想看看自己辞职的镜头，但餐厅里没有电视机。于是沃洛申把塔季扬娜办公室的电视机搬来了。电视报道说，我在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最后一刻说：“你们要爱护俄罗斯。”实际上我说的是：“沃洛佳（普京——编者注），你要爱护俄罗斯！”
我们在“高尔克”非常热烈的气氛中过新年。过了两次，一次是按照莫斯科的时间，另一次是按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叶利钦家乡——编者注）的时间。全家不停地讨论今后的计划：我们去哪里，做什么……
早晨醒来，我习惯性地准备批阅文件。奈娜笑了起来：“鲍里亚，你现在不是总统了！”“不，娜娅，我永远是总统，俄罗斯第一任总统！”
那天我们和普京、沃洛申和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一起吃得很饱，是我最喜欢吃的用肉和狗鱼作馅的饺子。我们吃了4个小时，从音乐喜剧《地铁》到足球，无所不谈。我定了调子：“政治和经济一字不谈。”没有人试图与我谈私有化计划，没有人让我签署文件，我也没有召见任何一位部长……
准备睡觉时，我想：“归根到底，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嘱咐明晨不要叫醒我。
每天清晨醒来，我躺在床上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是天花板上的盘式吸顶灯。原来早就想把它摘下来，但一直没腾出空儿。摘灯的原因是，白天时灯就像一面镜子，把整个卧室，连同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都反射下来了。文件多得连办公室都装不下了，于是我就把文件拿到卧室来批阅。日子长了，文件也就积攒了很多。夫人奈娜不止一次地骂我，因为她不得不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绕来绕去。一次，她端着茶摔倒了，这也是我萌生退意的一个理由。
退休后，我倒喜欢欣赏这盏灯了，因为现在灯反射的只有床、床头柜儿、衣柜和窗户。卧室里一张纸也没有了。
泄露点儿国家秘密：我的卧室旁边是一间小屋，近十年来，负责保管核按钮箱的值班军官在那里消磨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现在人走屋空，但在军官平常坐的椅子后面的墙上留下了明显的人影儿。我没让人把这面墙重新粉刷，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想对往事留下一点儿回忆。但这间小屋，我们现在已经改做它用了。
年轻时我曾经有过一个愿望：亲手设计建造一座电视塔。甚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学时我就完成了电视塔的毕业设计。但后来每天忙忙碌碌的工作妨碍了这一愿望的实现。后来我主要从事住房建设工作。现在可没有什么妨碍的了！就在辞职的第二天，我就开始了设计工作。应我的要求，伊卡捷琳娜堡市（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还专门送来了我的那份毕业设计报告。我浏览了许多有关建筑方面的书籍，因为这么多年建筑工艺大大地发展了。我还请教了许多专家，莫斯科市副市长列辛不止一次地到我这儿来，同我一起研究、设计图纸。两个月过后，在军官值班的那间小屋里，一座漂亮的电视塔的模型已经竖立起来了。
专家对我说过，现在莫斯科的奥斯坦金诺电视塔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转播量的要求，需要建设一座新的电视塔。关于这个问题，我与普京和卢日科夫谈过多次，现在可以自豪地说，他们都支持我在首都实施这一计划。电视塔的选址定在涅任斯卡亚和马特维耶夫斯卡亚街区域内，在俯首山后面。以我的名义筹建的总统基金会也会协助筹集部分建设电视塔的资金。
我现在非常关注的是总统基金会的组建问题。原总统礼宾局局长舍普钦科、原总统办公室主任谢缅钦科非常尽力地帮忙。首要的问题是寻找房子。我们曾看了两处房子，都不理想，主要是需要花费大笔资金用于重新修缮。现在在普京的帮助下，这一问题已圆满解决。从5月开始，原用作普京竞选总部和战略研究中心的亚历山大大楼将划归总统基金会使用，战略研究中心将迁入克里姆林宫。
与基金会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吸引资金的问题。现在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同意资助我们，例如：俄罗斯武器装备进出口公司。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俄新总统制定纲领。
“你应该多散步！”奈娜总这样说我。这方面我做得的确不够。在辞职前，我去克里姆林宫上班，总是上车下车那几步路。现在家人都责怪我很少出门，因此体重增加了许多。外孙女玛莎看了关于我去剧院看戏的电视报道后，取笑我说：“姥爷！看电视时我还以为你在演木偶戏呢。”
家庭会议决定让我从事“恢复性训练”。出去打猎现在天气还有点儿凉，另外，打猎的确会占不少精力。
与普京多次谈话后，我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不妨试试柔道！3月初，我给我的好友桥本龙太郎打电话，请他派一位柔道师来陪练。后来我还是决定练气功，因为气功不需要太费体力。灵活干瘦的林教练在一个月内就成了我们家庭的真正一员。现在每天早晨我从面壁开始，然后在地毯上练上几招。我感到自己年轻了好几十岁！
夏天我们计划去巴黎度假。我特别想做一名普通旅游者，轻轻松松地漫步在塞那河畔、香榭丽舍的街心公园，拍照留念。我希望到那时能完全恢复元气。
回首往事，我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我也不再怀念在俄罗斯总统岗位上度过的那些紧张的日日夜夜。哲学家们认为，最宝贵的时光是今天。今天很美好！窗外冰雪消融，房顶的雪水滴滴淌下，厨房里，奈娜在张罗着包饺子，外孙和外孙女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饭后，我继续向我的“铁哥们儿”——录音机口述着我的回忆录。录音机是家人在2月1日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礼物。我把录音机放在上衣口袋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同它谈心。
对我来说，未来就像4月的天空一样明亮、安详。
下（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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